三、 五大突破

　　中央5号(1985)文件，规定了十项政策措施。经过各级党政认真贯彻执行，都对加速水产业的健康发展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其中有些可以说是突破性成果，将长远发挥作用。如：

　　第一、端正了水产工作的指导思想，明确了水产生产方针，“以养为主”方针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　　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《关于编制长期规划的意见》中谈到：“渔业，有个方针问题。究竟是以发展捕捞为主呢?还是以发展养殖为主呢?”确实，这是建国以来水产部门长期争论的问题。建国之初，世界主要水产发达国家，都以海洋捕捞为主，捕捞和养殖产量的比例大体为九比一。我国当时也是海洋捕捞占百分之九十。当时百废待兴，首要任务是进行渔业民主改革，解放广大劳动渔民的生产力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没有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。但是以捕为主，还是以养为主?两种不同认识是一直在人们意识中存在着。

　　1956年水产部成立、特别是1957年整风期间，争论激烈起来了。一种意见认为，应当主要依靠国家经营，向深海远洋发展，并且以捕捞为主；另一种意见主张，从现实出发，首先应当主要依靠集体经营，向内陆和近海的一切水面发展，并且以养殖为主。这两种思想、两种方法的争论，实质上也就是发展水产事业的两种方针之争。最后全国统一的方针，表述为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进一步依靠合作社，放手发动广大渔、农民群众，普遍地开展淡水和海水养殖；充分利用并恢复旧有渔场，积极开辟新的渔场，合理地利用资源，提高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捕获量，力争水产生产的大跃进。”简单的说就是：“以养为主，积极发展捕捞”。应该说这种争论是积极的、正常的、有益的，但当时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把业务上的争论，提升到路线高度，也严重伤害了一些同志，造成负面影响。

　　“以养为主”的方针定下来了，但始终未能真正贯彻执行。1958年大跃进，各地为了追求高指标，依然是急功近利增加捕捞强度，甚至提出破坏资源的“打伏打秋”。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，更是酷渔滥捕，大搞机关生产，连不靠海的北京也在烟台搞了捕捞船队，这个时候谁要是强调保护资源，马上就会遭到“救人要紧还是救鱼要紧?”的质问。1962年中央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“以养为主”方针改为“养捕并举”，工作刚刚走上正轨，又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，发展养殖更谈不上了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认识到过去在“左”的思想影响下，走的是一条“急功近利”、“欲速不达”的路子。结果是近海资源遭到严重破坏，养殖优势没得到发挥，造成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八十年代初提出了“合理利用资源、大力发展养殖、着重提高质量”三个调整重点，大力建设商品鱼基地、发展城郊养鱼、稻田养鱼，人工养殖对虾、河蟹、扇贝、贻贝、鳗鱼等一个个突破推广，养殖已经有所加强，这几年水产养殖产量平均每年增长达15％。这次5号文件又明确提出“以养殖为主，养殖、捕捞、加工并举”的方针，更是极大的促进。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，水产总产量翻了一番，人工养殖产量超过了捕捞，基本缓解了大中城市吃鱼难的问题。自此，我国不但成为世界水产总产量第一的国家，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的水产大国。到2002年养殖产量翻了三番，在总产量中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六十。就在这一年的4月，在北京召开了有来自世界82个国家近二千位代表参加的《世界水产养殖大会》。

　　第二、走出去，从无到有，发展了我国自己的远洋渔业。

　　旧中国的海洋渔业，主要是设备简陋、技术原始的沿岸风帆渔业。为数有限的几十条现代机轮渔船，也把持在官僚资本手中。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，日本帝国主义常年有一、二千艘现代机动渔船，在我国沿岸、近海作业，掠夺我国的渔业资源。建国之初，我们抓了几百条日、韩渔轮，宣布渤海为我国内海，划定了黄海、东海机轮底拖网禁渔区，禁止日、韩渔轮入渔。同时，为了保护和发展我国的机轮渔业，经过双方谈判，在东经124度(大体上是中日海域的中间线)以西到我禁渔区线以东的海域，划分了若干个小区，规定了双方可以在小区内生产的船数。而在中间线以东到日本近海，却无需规定我国可以去生产的船数，缘由是我国没有力量和船只到那里生产。因而多年来我们思想上一直有着这样的矛盾：一方面，我们热切希望走出去，发展我国自己的远洋渔业；另一方面，又觉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到外国去捕鱼，似有掠夺别国渔业资源之嫌。

　　改革开放，我们解放了思想，明确了经济侵略、强权掠夺和通过自愿两利的谈判、友好合作捕鱼的本质区别，中央也明确同意发展远洋渔业，并在政策上给以多项优惠扶持。经过船只、人员的充分准备和与友好国家的谈判、签约，几乎就在中央5号文件正式发布的同一天，由中水集团所属的烟台、舟山、湛江公司和福建省公司联合组成的第一支远洋船队，就自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福建马尾港出发了。船队出马六甲海峡、横渡印度洋、通过苏伊士运河、经地中海、穿直布罗陀海峡、进大西洋，历时50天，于4月29曰凌晨到达西班牙属西非加那利群岛拉斯帕尔马斯港。并立即分赴塞内加尔、几内亚比绍、塞拉利昂等国家，实施已经签定的六个渔业合作项目。这次l 3艘船、200多人的队伍，历经三大洋，艰苦奋战，克服气候剧变、航路不熟、语言不通、路程遥远、时间较长等重重困难，胜利完成了任务，是我国渔业史上没有过的创举、它充分说明我们有决心、也有能力发展我国自己的远洋渔业。

　　从第一支远洋船队出发，到现在已经十八个年头了。现在我们的远洋渔业已在世界三大洋与38个国家和地区有渔业协议、合作捕鱼。有1700多艘具有拖、围、 钓不同作业方式的现代化渔轮，分布在西非、东南亚和南、北太平洋渔场上从事捕捞生产，并且有一定的加工、冷藏、物资、储运等后勤设施，以及进出口贸易、营销手段。2003年，海外员工五万多，年产水产品近百万吨。

　　第三、调整购销政策，在农副产品中率先放开价格，一律不派购，实行市场调节。

　　从1956年起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水产品实行了近三十年的统一收购和派购政策。统一收购，就是由国营水产供销公司统一收购渔民除自食以外的全部产品，完全剥夺了渔民处理自己产品的权利，极大地伤害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。而由于价格是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统一规定，好鱼次鱼、淡季旺季不分，全国一个价、全年一个价，甚至多年一个价(例如，带鱼收购价就曾多年0．25元一斤)由于价格既不反映价值、又不反映供求关系、更不反映产品质量，渔民不但生产不积极，也毫不关心产品质量，“原船原码”交给水产公司。在几十年短缺经济的情况下，反正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，水产公司也就“按堆估价”，连腐烂变质的鱼一起进冻，消费者辛辛苦苦凭证买回去的鱼“看上去硬梆梆，吃起来臭哄哄”。这也是“吃鱼难”呼声高的一大原因。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就改为派购议购相结合的政策。就是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一部分，其余的由双方议价收购或由渔民自行出售。这个办法，开始还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渔、农民的积极性。但由于存在着两种价格、两个市场，渔民不愿将好鱼卖给国家(有的甚至在海上就卖给了台湾人)，致使大量产品流向自由市场，结果是“船上挑、岸上拣，破破烂烂交水产(公司)”。以致供求关系日益紧张，又出现了“派不下、收不上、调不动”的局面。

　　这次中央五号文件规定：“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，一律不派购，价格放开，实行市场调节。”“城市的水产品供应，主要靠开放市场，议购议销。”“水产品放开之后，要改革流通体制，打开流通渠道，减少流通环节，鼓励产销直接见面。”还规定：“渔民可以就地生产、就地销售，也可以长途运销，不受行政区划限制。”这是国家在农副产品中水产品率先实行的一项根本性改革，它为水产业的加速发展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首先，它恢复了渔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权利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、经营积极性。其次，由于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竞争，逐步形成多渠道、少环节、开放型的新流通体制，不但可以活价促产，而且有利于吸引鱼货进城，解决吃鱼难问题。再其次，把国营水产供销企业推向了市场，促进它们进行改革。

　　市场放开之后，鱼多了，花色品种多了，质量也好了，但同时多数地方价格也上去了，消费者有反映。但这不要紧，也不必急于去“打补钉”，生产上去了，进城的鱼多了，价格就自然下来了。在其它农副产品改革时，紫阳同志就曾多次举过水产品这个例子。改革带来冲击最大的是国营水产供销企业。

　　各级国营水产供销企业，在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，支持生产，保障供给，做出了巨大成绩。特别是有些供销企业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、在自身受到冲击时期，仍自强不息、锐意改革，有的甚至冒着第二次被打成“走资派”的风险，仍坚持不懈搞试验，例如广东的一些企业。但是，也毋庸讳言，多数企业由于长期靠统、派购垄断货源，层层计划分配调拨，独家经营，吃“太平饭”，也养成了“官商”、“坐商”习气。现在垄断的货源没有了，竞争激烈了，取消了层层调拨，切断了纵向联系，大家都成了兄弟单位。不少企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。经过几年的磨练，逐步认识到只有解放思想、转变观念，在竞争中求生存、谋发展，才是出路。他们以市场为导向，发挥自己有场地、设备、人才、信息等的优势，积极参与竞争，认真转变作风，在竞争中赢得主导地位。有的更进而举办鲜活市场、贸易货栈、交易中心，以稳定市场、平抑物价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。

　　水产品的率先放开，实行市场调节，为以后更多的农副产品、及其它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，实行市场调节，提供了具体而有益的经验。

　　第四、养殖肯定大户承包和允许雇工，捕捞走向“分散经营、集中服务”，是水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突破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水产的经营形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养殖比较简单，大多已包产到户、到人。只是一些大水面的承包还有一些争议。1981年，广东的养鱼承包大户陈志雄承包了上百亩水面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展开了热烈讨论，我们也参加了。当时的结论是都可以试，注意总结经验。经过几年实践，证明这对大水面的开发、特别是发挥技术和经营能手的专长是很有利的。因而这次文件明确规定：“面积较大的，可以联产承包，也可以一户牵头承包、邀伙经营或按国家规定请帮工、带学徒经营。”(这实际是将当时城市允许私营业主可以雇工的规定，延伸到了农村。现在看这当然是无所谓的了，但在当时确是个突破。)文件还规定：“水面、滩涂、低洼地多的，只要承包者有力经营，承包面积可以不限，有的还可向外县、外省开放。”“要鼓励地区间、不同行业间、不同所有制间的联合开发。”

　　捕捞生产、特别是海洋捕捞生产则比较复杂，它的生产责任制既要防止大锅饭，又要照顾到海洋捕捞投资大、成本高、技术性强、灾害多、生产不稳定等特点。几年来，它的责任制从“几定奖赔”、“比例分成”、到“包干到船”。文件所以规定：“可以大包干到船，也可以把船网工具折价归船上渔民所有”，目的是调动渔民搞好生产、维护好船网工具和扩大再投资的积极性。当时全国实行这种形式责任制的已超过一半，核算和分配单位是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，问题是如何克服它抗灾能力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弱的弊病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它的后勤工作等。为适应多数实行以船经营的新情况，文件提出：“可以港口为依托，以经济联合为纽带，由生产、流通、金融等单位互相配合，办好后勤服务和社会保险事业，切实为各独立核算的作业单位提供产前、产后服务，通过‘分散经营、集中服务’的办法，完善合作经济。”这个苗头的出现和肯定，预示着一种新的、更高级的经营形式的变革，将推动渔区经济的发展。

　　第五、响起了以法治渔、依法兴渔的号角。

　　中央5号文件最后一条，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水产工作的领导”中，突出强调“在放开、搞活的同时，要建立健全渔业法规。”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党和政府一系列方针、政策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水产业方方面面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但是大家也认识到：仅有政策是不够的，中共中央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指出：“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，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，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”。因而早在八十年代初，国家水产总局就着手草拟《渔业法》了。1983年万里副总理在听取海洋渔业工作会议汇报时，又着重强调了这项工作。几经调查研究，反复征求各方意见，国务院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修改，最后，就在5号文件发布后三个月，《渔业法》(草案)获得国务院讨论通过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1986年1月20日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渔业法》，李先念主席颁布3 4号主席令，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。由于5号文件和《渔业法》的起草工作，几乎是同步进行的，所以就没有纳入有关《渔业法》的更多的内容。例如，稳定水面经管制度，保护渔民利益；规范养殖、捕捞行为，维护生产秩序；养护合理利用资源，促进渔业健康发展，等等。可以说区区几个字，预示着我国水产业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要发生了，“以法治渔、依法兴渔”的号角已经吹响。

　　1985年是水产业重要的一年，可以说在中央总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指引下，水产业贯彻执行中央5号文件，经历了一个转折，迎来了第一个高潮，开始了—个新的发展时期。